金融政策:稳信用初见成效

佚名

2019-05-15 14:37 来源:中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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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逐季放缓,一个重要原因是金融信用收缩。全年新增社会融资规模出现了十年来的第四次负增长,而每次负增长都伴随经济增长的明显减速。2018年下半年开始,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治理金融信用紧缩、加大对民营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逐渐成为宏观金融政策的重要着力点。2019年以来,稳信用政策初见成效。1月份,新增社会融资规模和人民币贷款分别创下4.64万亿元和3.23万亿元的历史新高。而整个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分别同比多增9526亿元和2.34万亿元。经济增长随之出现企稳迹象。2019年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6.4%,与去年四季度持平,好于预期。3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回升到荣枯线50以上,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反弹超过5个百分点,达到8.5%。

  信用投放和经济增长稳中有忧

  从人民币信贷的结构看,一季度主要是票据融资和非金融性公司短期贷款增加较多,分别同比多增8380亿元和4513亿元。一方面,在政策引导下,企业流动性和生产经营活动有所恢复改善,另一方面,也可能存在贷款冲规模甚至是资金空转的情况。非金融性公司中长期贷款同比增加只有1200亿元,表明企业投资需求并不旺盛或未得到有效满足。居民中长期贷款同比增长仅900亿元,表明房地产调控政策并未实质放松,房地产市场需求总体平稳。

  从社会融资规模的结构看,除人民币贷款同比增加较多外,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企业债券净融资同比多增4622亿元和3801亿元。地方政府债券的提前和加快发行,是稳增长、稳信用的重要举措,但其施力点针对性强,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投资领域。而在央行持续释放流动性、企业资金环境有所改善后,2018年较高的债券违约风险得到缓释,企业信用利差持续收窄,民营企业债券融资条件有所改善。但从非金融企业债券净融资同比增量的结构看,一季度中债标准的城投债占比较高,超过三分之一。

  从经济增长的结构看,一季度房地产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明显回升,而制造业投资和民间投资增速持续放缓,表明增长动力主要来自政府、国有企业部门和房地产领域,而实体经济需求依然不足,民营企业的投资意愿仍然偏低。信用投放缓解了金融市场风险和经济下行风险,2018年的悲观预期有所扭转,金融市场形势总体持续向好,而金融市场的短期乐观情绪一定程度上也反作用于对经济的预期。但是经济的深层次问题,如杠杆率偏高、世界经济放缓、房地产价格高位等依然存在,主要来自信用修复和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的持续性仍须观察。

  政策戒急用忍方能行稳致远

  一是宏观政策要增强连续性、前瞻性。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要与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速相匹配,以更好满足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的需要。M2和社会融资规模的调控目标是经济增长在合理区间,而不是与经济增长时刻一致。一方面,信用投放有很强的波动性。如银行信贷有早投放、早受益的习惯。债券、股票融资则受市场利率和风险情况影响较大。另一方面,金融政策产生效果具有时滞特征。政策多变会让市场主体更难作出恰当的决策。因此,在采取适当的宏观和金融政策后,不妨“让子弹飞一会儿”,采取新的政策要有前瞻性,要避免对信用投放的短期波动过多、过度反应。

  二是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疏通好政策的传导机制。在银行间市场资金充裕的情况下,进一步放松流动性作用有限。后期降息、降准等进一步放松措施应更加注重时机选择,避免货币政策大水漫灌。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要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要尊重市场规律和市场主体的自主性。投放多少信贷主要根据经济的需求,要避免惜贷,也不能强求,要避免过度使用行政化手段对微观市场主体的不当干预和对政策传导机制的损害。金融监管制度和政策应稳定,让市场主体有稳定的预期,从而有合理的行为,反过来促进信用投放的平稳。

  三是通过改革和加强金融监管把控信用投放的方向,避免资金进入资产市场,推高资产价格。房地产市场要坚持“房住不炒”的理念,坚持房地产调控政策的基本取向,加快建设房地产健康发展长效机制。避免资金流入金融市场则应主要靠加强金融监管。应吸取2015年市场异常波动的教训,加强对市场异常交易行为的监管,继续规范场内资金杠杆,清查场外配资,依法打击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合理引导市场预期,避免市场大起大落。


  转自: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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