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洪章:影响金融安全建设的几个要素

佚名

2019-06-12 15:35 来源:中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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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融安全关系国计民生,已上升到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层面。日前,中国金融博物馆在沈阳举办第104期“博物馆金融大讲堂”,中国建设银行原董事长王洪章做了题为“金融安全与风险防范”的主题演讲。

  王洪章表示,货币政策问题、改革开放问题、监管的适应性,是涉及和影响我们金融安全的三个主要方面。货币政策不科学会引发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对经济的影响是致命的。不坚持改革开放,不重构新的金融体系,落后的金融体系会对金融安全构成威胁,而且旧的金融体系是无法维持的。监管体制的不适应会使金融运行失效,破坏金融规律。

  以下是演讲实录节选:

  金融安全是党2018、2019年三大风险攻坚战最重要的一项。中央讲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因为系统性金融风险涉及到金融运行最基本的控制原则,而且,是金融不安全最基本的表现形式。习近平总书记和人民银行在博鳌论坛上表示,今年继续开放中国的金融业,取消外国投资者投资中国金融业的比例限制,包括经营地域上的限制,通过改革开放提高金融的国家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安全涉及国家核心竞争力,从而把金融提到了无以复加的高度。现在我讲一些自己的主要看法:

  在现代社会,由于技术的应用和供求关系的影响,金融已经深度融入到社会经济生活,并且对经济运行等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言必谈金融,经济增长问题,结构调整问题,社会发展问题,增长的质量问题,还是对外开放,都涉及金融问题。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对金融重要性的论述又上升了新的高度,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把它上升到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层面。金融的渗透力说明金融安全是一项具有战略性和根本性的大事。

  对金融安全建设的影响有以下几个方面。

  影响中第一个是,货币的运行如果背离了经济规律,特别是背离了实体经济的需要,会引发严重的问题。回顾历史上发生的重大金融风险事件,尤其是1993、1997、2007、2017年前显现的金融风险问题,应该说记忆犹新。问题主要在于银行资产质量差,金融秩序出现问题,金融运行的内在要求与经济运行的规律在某个时段上产生背离,所以促发了区域性风险,局部的风险、某个领域的风险,使得中央和监管部门不得不采取措施来进行治理。

  金融背离经济,表现比较突出的是在88年的金融膨胀,和90年代初的金融“三乱”。90年代初,由于经济超常规增长,金融宏观调控出现偏差,在货币发行上出现一些问题,一度使我们的经济增长幅度高达14%,相对的,通货膨胀率达到21.7%,给国民经济造成了较大伤害。所以从90年代开始,中央提出金融宏观调控问题。以后,在我国各个经济周期的宏观经济调控方面,都坚持以经济运行的基本要求来确定金融宏观调控的力度,以科学的金融宏观调控促进经济合理增长。上世纪94年到96年,金融宏观调控以控制物价为主,到2003年调控的目标主要是以促进经济增长为主,2004-2008目标是以保增长伴随经济结构调整为主。我想,货币目标和经济这个目标是一致的,和物价增长、进出口这个目标是一致的。特别是十八大以后,我们金融宏观调控更加注重调控的力度、节奏和质量,保持货币的稳健中性,满足经济增长的新常态,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来说,经济增长、物价增长和进出口都保持了合理的区间,在目标之内,金融安全得到了保证。

  对金融安全重要影响的第二个方面,是改革的力度和开放的程度。40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1994年,提出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主要目标的改革措施,使中国的金融体系从94年以后越来越健全,尽管出现一些风险,但是属于局部的、区域性的,金融安全总体上是稳定的。另外,金融安全的制度性建设,从94年后日趋完善。大型商业银行持续的改革和创新,直至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如果没有2004年的股份制改制,财务重组,引进战投,直至实现上市的公众公司,大型商业银行在2008年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中,很难独善其身,可能真的会出现银行业由技术性破产转化为实际的系统性风险。

  回顾之前,大型商业银行带有很强的行政色彩。但经过几十年的持续的改革开放,从财政职能到专业银行职能,再到商业银行职能,使我国金融安全的理论和实践日趋成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改革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也不能把改革中的三十年和改革后三十年割裂来看。金融业也是一样,自改革开放40年以来,邸力前行,发展的方向是正确的,每一个阶段都取得了成就。各个阶段中,不断的发展,不断的转型,坚持前行。

  金融安全建设的40年以来,确保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防控政策是始终如一的。金融改革的成绩,是党中央国务院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坚持改革开放取得的。现在,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又把金融安全建设上升到国家安全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上升到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高度,说明,这4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金融安全建设成就巨大。但是,还需要按照新的要求,继续改革,不断创新,不断的深化。

  第三个,科学规范的监管文化是我们维持金融安全的最后防线。监管理念近20年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监管在与风险搏奕的过程中,不断充实和完善。特别是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做了重要的讲话,这些深刻的变化体现在监管文化的改变和监管体制的调整。

  现在,在事实上混业经营的前提下,开始实现有差别的、有限度的实现综合监管,包括组建监管发展委员会,银保监会的合并。从过去的重市场准入调整为重行为监管。过去是文件式监管比较多,现在开始引进国际上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双支柱的监管规则,注重监测框架的建立和监管工具的运用。引入了巴塞尔规则(三),并开始建立高于巴塞尔标准的国内商业银行监管规则。在最近几年,巴塞尔协议的原则已成为我国的金融监管的重要准则。再有,按照宏观审慎监管要求,开始从外部监管为重,调整到外部和内部监测并重的形式。

  每一次金融风险发生过后,监管体制和职责的调整,都为避免下一次产生同样的问题打下了基础。回过头看,93年以来的这几次金融风险的表现都不一样,表现问题的出发点,表现问题的节点,表现问题的形式都不一样,但为什么没有发生系统性风险,更没有产生重大金融不安全问题,主要是我们实时的调整了监管体制,注重制度性建设,制订了完整的处置风险的措施,避免了原来形态的金融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所以,在下一次风险发生的时候,是有差别的,独立的,而非系统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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